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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利棋牌开户:浙大副校长罗建红:假如没有高考 会是种茶能手

2017年06月09日 14:37 来源:钱江晚报

  假如没有高考……

  那些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

  当2017届高考生走进考场的时候,有一群“考生”在考场外纪念参加高考40周年。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“77届”。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就是“77届”之一。

  昨天,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两本书,一本是文集,一本是图集,是老同学刚送来的“浙医77级入学四十周年同学会纪念册”。因为在5月26日,原浙江医科大学1977级学生刚在杭州开过同学会。“我们那届有16个班,500多名学生。没想到那天到了403人,是历次同学会到得最齐的一次。好些老同学是从省外甚至国外专程赶回来的。场面很热闹,也很感动。”罗建红说,“一来是因为当年那段共同的特殊经历,同学情谊深厚,二来是因为大家久别重逢,都在感叹,一晃眼,我们居然已经认识四十年了。“

  罗建红与老同学们的相识,源于40年前的那场高考,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,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

  罗建红(浙江大学副校长)

  假如没有高考

  他会是个种茶能手

  如今在神经生物学方面颇有建树的罗建红,40年前,因知青下乡,曾在茶场务农,每天在种茶、采茶、炒茶中度过。直到1977年10月,听到“恢复高考”的消息,19岁的他才放下了锄头,重新捧起书本。

  那年高考先在各县市进行初试,通过后才能参加全省组织的统一考试。而从得知高考恢复到参加初试,所有考生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复习备考。换作是现在的考生,早就该进入冲刺阶段了。那时的罗建红和小伙伴们,却才翻出零星的复习用书,互相借着看,几人合用。据他回忆,那时大家身边都没啥靠谱的复习材料,他刚巧有一套《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》,已经觉得很幸运了,不像现在,教辅书能挑花眼。

  不光时间紧张,没复习资料,连像样点的复习场所也没有。罗建红索性每天一早就搬出小板凳,到知青集中安置点门口的大树下坐着看书,其他预备高考的知青也照做,几个人一边看一边讨论,复习气氛倒是很好。因为高中阶段基础扎实,他总是最快解出题目的那个人,很快就成了“临时老师”,他也从不藏私,都愿意和大家分享。“我们那时复习条件的确不好,但是换个角度看,仓促迎考反而避免了应试教育,比拼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。”

  12月,正式高考那天,罗建红独自一人步行去考点。“本来考点离家就不远,而且那时也没有所谓的送考一说。印象中,那年的考点外,除了考生,就没其他人了。”他解释说。那年,开化有数百名考生参加高考,有比他年长十岁的,也有比他小两三岁的,有的刚放下田里的农活,有的刚走出工厂。大家坐在考场里,看上去简直像两代人,最大的年龄跨度有十四五岁。但来不及感叹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场面,所有人都埋头答卷,想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,因为好些人已经等了10余年。

  若干天后,成绩单张榜公布,全县上线考生仅有30多名,最终只录取了17个人,罗建红是其中之一。他被原浙江医科大学录取,分到了医学五班。

  金洁(浙医一院血液科主任)

  假如没有高考

  她也许是名会计

  浙医一院血液科主任金洁教授,一眼就在同学会纪念册的那本图集的扉页,看到了自己当年的照片,一位神采飞扬的清秀少女。40年前参加高考时,她18岁,却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工人了:一开始在工厂里给羽毛球拍穿线,后来又去了荧光灯厂做灯管,还做过出纳。‘假设没有高考,我现在顶多也就是个会计吧。”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  金教授老家在温州,恢复高考的消息,还是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。“妈妈建议我试试,我就跟厂里请了假,又从亲戚那里借了书,回家复习。”她回忆说。离开校园好几年了,仅有的两个月复习时间,满打满算也不可能补上所有的考试科目,她把多数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强项数学上。据说,因为她每天看书到很晚,爸妈的朋友夜里路过她家门口,看到灯还亮着,以为是灯坏了,特地上门提醒。

  一直很支持女儿高考的妈妈,在她上考场前,炖了一支人参。“说要给我补补。不管40年前,还是现在,感觉爸妈对孩子的心意都是一样的。”金洁说。

  那年高考和今年一样,也是两天,考了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物理和化学,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,安排在同一场考试。每门课满分100分(物理和化学各50分),总分是400分。录取结果出来,200分就能被省内不错的大学录取,相当于每门课平均考50分就够了。而金洁,仅数学就考了73分,是当年绝对的单科高分。尽管物理化学弱了点,但还是轻轻松松进了原浙江医科大学。

  有意思的是,这并不是她填的第一志愿。“我的第一志愿是浙大光学系,因为是爸爸的建议;医大其实是第二志愿,因为妈妈是护士。”金教授说,“那时的高考生对填报志愿懵懵懂懂的,也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,都是家里人给建议。相比之下,现在的高中生幸运多了,有许多信息渠道了解学校和专业。”

  盛祖立(杭州哼哈口腔医院院长)

  假如没有高考

  他的医学成就没这么高

  但在这次的同学会上,老大哥之一的杭州哼哈口腔医院院长盛祖立(原浙江省口腔医院副院长),一直坚持一个观点:“我们这批老三届高考生是幸运儿。”盛院长是1947年出生的,参加高考时已经30岁了,在杭州牙病防治所当医生,妻子正挺着大肚子,后来到原浙医大入学报到时,儿子已三个月大,只好一边当学生一边做爸爸。

  他说:“六六年因文革废除高考,七七年恢复高考,给我们这帮老三届的同学重新燃起上大学的希望。当为数不多的老三届同学重新拿起课本回到梦寐以求的大学时,不少人已拖家带口。大家除了庆幸能赶上这一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机会外,就是以分外的勤奋去报答历史给他们的机遇。”

  盛院长是77级口腔班的,40年后,全班31名同学中,人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:有4位博士,6个硕士,7个博士生导师,13个硕士生导师,各级学科带头人10人;有20人先后担任院长、副院长、系主任、科主任、所长;3人担任国际牙医学院院士;15人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……盛祖立有点自豪地说,恢复高考后的77届大学生是一批懂感恩、有理想、敢担当的历史群体。

  事实上,在原浙医大77级500多名学生中,毕业后留校深造、任教的就有110多人,其余也基本都进入县级医院工作,起点都很高,大部分同学都成为我省各级医疗机构的院长科主任学科带头人。

  为什么40年前的这届高考生,都如此出色?“一是因为当年录取率低,选拔出来的绝对是精英,放下书本多年,还能重新拿起来;二是大家都很珍惜读书的机会,大学里非常刻苦,夏天没有电扇空调,就放一盆水和一块毛巾在旁边,擦了汗继续读书;三是当时专业人才断档,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发展平台,对我们这代人来说,既是挑战也是机遇。”罗建红分析说。(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杨希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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